“我们所主张的自由百家了跟龙技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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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56年,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即将胜利完成,中央开始考虑加快经济和科学文化建设。这年1月召开了全国知识分子会议,并集中六百多位科学家讨论制定《1956-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(草案)》和《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》(1956-1967)。当时,在知识分子中间,有些人对刚刚过去的思想改造运动、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和肃反心有余悸、缩手缩脚;另有些人在学习苏联的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教条主义,如有人说苏联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学,德国魏尔啸是资本主义医学,中医是封建医学;有人搞多枝小麦,说是米丘林的,反对米丘林就是资产阶级,就是反,等等。

  第一个“百家争鸣”时期是指春秋战国时期,多种学术派别竞起、异说纷呈,形成了“百家争鸣”的局面。关于这个时期的起点,学界存在分歧。有人说“战国百家争鸣”,有人说“春秋战国百家争鸣”,还有人说“先秦百家争鸣”,主流的观点认为起点应在春秋后期,以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为标志。

  ●1956年5月,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宣布实行“双百”方针,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将“百家争鸣”作为发展科学文化的方针政策

  “百家争鸣”最初是对春秋战国时代多种学术派别竞起、异说纷呈的形容,至于“百家争鸣”之说,则是“五四”运动以后才出现的。近代中国面临严重危机,独立、、进步和现代化,要求摆脱外来侵略和传统束缚。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借助现代化的资讯工具,掀起一场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。各种风起云涌,先后出现多次重大学术论争。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百家竞起争鸣中日益显示出强大力量,成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武器。新中国成立后,我党把“百家争鸣”作为指导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的一个方针。

  ●1957年“反右”斗争中“百家争鸣”被扭曲为批评官僚主义的“大鸣大放”;作为促进文化繁荣的科学进步方针在实际上已不能真正得到贯彻

  第二个“百家争鸣”时期出现于“五四”运动后。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掀起一场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,各种风起云涌,先后出现科学与玄学论战、中国古史论战、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等多次重大学术论争。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百家竞起争鸣中日益显示出强大力量,成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武器的。(朱志敏)

  “百家争鸣”的语意来源有三:一是战国时期着名思想家荀子说过“今诸侯异政,百家异说”,道出当时多种主张并存的状况。二是汉代大儒董仲舒说:“《春秋》大一统者,天地之常经、古今之通谊也。今师异道、人异论,百家殊方,指意不同”。三是《汉书·艺文志》介绍由先秦到汉初流行的分属儒、道、阴阳、法、名、墨、纵横、杂、农、小说“十家”学派传人“凡诸子百八十九家”的着述,是“诸子百家”的滥觞。

  据当时担任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回忆,1956年2月主持的一次中央会议上,他汇报了学术领域的教条主义表现,会议决定对科学采取“百家争鸣”的方针。4月25日作了主题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《论十大关系》报告。在随后的讨论中,陆定一发言再次谈到学术、艺术、技术性质的问题“要让它自由”。陈伯达则回顾了1953年中国历史研究委员会成立时,因郭沫若和范文澜在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上有不同观点,他向请示工作方针,说了“百家争鸣”四个字。鉴于早在1951年为中国戏曲研究院写了“百花齐放,推陈出新”的题词,陈伯达在发言中提出“在文化上、科学上,恐怕基本上要提出这样两个口号贯彻,就是‘百花齐放’‘百家争鸣’”。4月28日在会议总结时说:“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,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,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。”5月2日,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这个方针。5月26日,陆定一在怀仁堂为首都科学、文艺工作者作报告,详细讲了实行“双百”政策的条件、内容和注意问题。这个报告在6月13日《人民日报》正式发表。1957年整风运动之前,又多次重申并论述了“百花齐放,百家争鸣”方针。“双百”方针提出后,在知识界获得一片欢呼,艺术界和学术界开展了多次讨论,体现了百家争鸣的精神。在历史上,“百家争鸣”只是对一个时期多种主张并存的形容,我党第一次将“百家争鸣”作为发展科学文化的方针政策,显示了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执政党包容百川的气魄。限于历史环境,当时实行百家争鸣是有条件的。说:“让杜威来争鸣好不好?那不好吗。让胡适来争鸣好不好呢?也不好。”“只有反议论不让发表,这是人民。”陆定一讲话说:“在阶级社会里,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毕竟要成为阶级斗争的武器。”这在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都是“比较明显的”。“我们所主张的自由,是同资产阶级主义所主张的自由不同的”,“是人民内部的自由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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